一直想写一段文字，以纪念我那魂牵梦绕、日思夜想的故乡。每一年，不管多么忙、多么累，总要抽出一天的时间，千里万里地赶回去，哪怕仅仅只能呆上两三个钟头，吃一顿饭又匆匆离开。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心中常常满蓄着淡淡的忧伤。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心里就有一种踏实感，浮躁不安的心就会瞬息宁静下来。这一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啊！

 故乡属于成都平原边缘的一个浅丘地区，山不太高，水不太深，四季青山滴翠，绿水环绕。千百年来，我的故乡的亲人们就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山谷里，千年的水稻土泛着油滋滋的光；山坡上，郁郁的松林在风中摇曳。竹篱瓦舍疏疏落落点缀在这山头、那山腰，炊烟处处飘散，鸡鸣犬吠之声相闻。逢年节日，红白喜事，这家生子，那家嫁女，这家杀过年猪，那家为老人祝寿，你来我往，民风淳朴。过去还有对公负担，虽然每年每人动辄几百元，老乡们啧有烦言，但总还是按时缴纳；现在负担被取消了，每年还有少量的粮食直补，乡民们真正还原为本色自由民，农忙时节，抢种抢收，辛勤劳作；农闲时节，三三两两相约外出务工，挣一点零花钱，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平凡的生活无法掩饰乡土社会的衰落。自从包产到户，集体出工的火热劳动场面没有了，山间地头，难得看得到一个人，寂静的小山村，像是沉入到远古洪荒时代。近年来，实行撤乡并镇，我们原来的乡合并到另一个乡镇去了，从老家到乡政府，二十多里的山路，要到乡政府去办事是很不方便了，所以除非是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去乡政府办手续，老百姓是难得去一次那遥远的乡政府所在地，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一次乡政府的人下来，老家成了典型的也是原始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维持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就是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教化和老百姓通过电视所学习掌握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到了提灌站的水渠要维修或者进村的机耕道要平整的时候，生产队长（现在叫村民小组长）也出来组织一下，各家各户，出钱出力，临时组织三五天的劳动。执政的重心正日益从基层撤出，乡村政权正在不断地淡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也在不断地衰落。离乡二十多年，家乡看不出多大的变化，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路还是那条路，沿袭千年的耕作方式。虽说当年的茅草屋变成了小青瓦房，家家户户基本上不再为衣食所忧，但与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与城市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宁静的小山村，正在日益边缘化。同时，乡村文化生活也很迅速地衰落了。当年的集体活动没有了，逢年过节的秧歌、牛儿灯、狮子灯之类的活动没有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可供消遣的就只有守着电视看肥皂剧了。

在我二十三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故乡的小山村大约就是一百人的样子。二十多年过去，小山村的人口降到了六七十人。当我回到老家，见到的除了三两个孩子，就只是一些老人了。童年记忆中身高力壮的他们，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含一枝烟管，坐在老宅的院坝里，絮絮地诉说自己的身体、诉说那些他们不再拥有的身强力壮的火红日子。青年人多半外出打工去了，只有到了年底，他们才从祖国各地赶回老家来，带回来一些打工的收入，也带回外面的种种信息，许多人出去之后，已经在外面购房置业，有的把自己的孩子也接出去了，故乡已经退位为心中的一块淡淡的牵挂了。当这一群老人一个一个入土为安，当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走出这处小山村，我的故乡将更加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这也正是现代化、工业化的无可挽回的结局。人口的减少，对于生态保护、对于改善原住民的生活环境都是一件好事。也许若干年后，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这偏僻的小山区倒可以成为城里人闲暇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我的一家，从父亲辈的两弟兄发展下来，原先也有二三十人的样子。过年过节的时候，三四桌人聚在一起，倒也热热闹闹。后来，先后考出来4名大学生、2名中专生，加上老人过世，姑娘出嫁，那付出老人们辛勤汗水修造的三座大瓦房，剩下的不过四五个人了。大伯家的四合院已经空闲许多年了，堂哥家也只有一个堂嫂独守老家了，我自己的家，平时大哥外出打工，也只大嫂一人在家。一大家子人，小兄弟远在上海搞计算机软件开发，一个侄子在北京搞航天指挥，其余散居省内外各地，不可胜记，过年回家，虽然电话早已联系，但再也无法凑到一块儿了。勉强凑一桌人，吃顿饭，给过世的老人们烧一叠纸，便又各奔东西。维系我们的情感的，便是那故乡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