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的前一天，儿子吵着要回老家，我拗不过他，便带着他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徒步旅行。跨过彩虹桥，沿着小火车道，向牛索溪方向走去。午后的太阳懒洋洋的晒着大地，昔日亮铮铮的铁轨，如今已是锈迹斑斑。山风掠过，那掩藏在杂草丛中的枕木，偶尔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让我嗅到了儿时的味道，那荒草摩擦的“哧哧”声，像极了小时在轨道上奔跑的喘息。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山野孩童，早上要将家里健壮的耕牛牵到山上后，才跑去竹篱笆围成的土墙屋子里呀呀学语。放学后，要沿着羊肠小道，翻越道道山岭，“哞、哞……”地一通高叫，引出荆棘中的牛儿，撵着回家。匆匆吞下两碗老鹰茶泡的包谷饭后，便趴在油灯下，半蹲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方凳前写着那一行行歪歪斜斜的字。那时，大人对小孩的奖赏就是带到街上去赶一次场，而最高奖赏就是去赶“关村坝”。关村坝要逢星期天才开市，每每得到这个奖励，会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每天要掰着指头算好几回。一但获得这样的殊荣，便日盼夜盼，好不容易盼望到有新鲜的农作物成熟。每到这样的星期六晚上，大人才会从箱底里找出逢年过节才舍得穿一次的新衣服，拉伸叠好后放在小孩的枕头边上。鸡刚叫过三遍，便一骨碌从床上翻滚下来，套上新衣服，揉着惺忪的睡眼，背上大人特意为小孩量身准备好的那份交易物品，跟在大人身后，跌跌撞撞的向山下滑去。每个大人手里拿一只电筒，每走几步晃一下身后，让后面跟着走的小孩能看得清路面。陡峭的山路狭窄而崎岖，灰白色的月光冷冷的洒在路边的荒草上，阴森而静谧。那时，走夜路的人通常是三五户结伴而行的，有时多达二十余人，最少也有五六人。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一但走出了村子，大家只管低头走路，不能乱说话，而且忌讳用手电筒照射周围的事物。如果带有小孩，在出发前的几天，大人们总会三番五次地，不厌其烦地说教。因为大人把出远门那天说早话称为“抬快”，是不吉利的象征，如果有小孩不长记性，只要乱说上一句，轻则脸上会迎来两巴掌，立刻显出几道红红的手指印，重则大人会立即转身带着小孩回家，责令小孩在大门前罚跪到正午过后。“抬快”的人家，左邻右舍大多是不愿意与其同行的。那时，我最害怕的就是经过“方石墩”。人民公社时期，是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的。每逢遇到下雨天，生产队便会难得地放假，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便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年轻姑娘捺鞋垫，大妈大婶们打鞋底，爷爷奶奶辈的要么搓绳索，要么打草鞋，最无聊的女人也会拿着一件爬满补丁的衣服，在那里装模作样地缝缝补补。那时是青年男子最得意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常常一二十人围在屋檐下，天南海北地神侃。送亲出过远门的、生产队安排过出县买红苕种的、到集市上晒过公粮的……便会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离奇的经历，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周围的人屏息凝神，听得津津有味。我家的房屋比较宽敞，干檐坎很宽大，加之我爷爷在当地是很受尊敬的人，邻里间有纷争，只要我爷爷一出面，再大的干戈立马就会化为玉帛。所以，只要生产队一放假，我们家里是最热闹的了。我奶奶通常会为每堆人中间的木凳子上放上一碗裹有苋须面的红苕麻糖，再每人送上一碗醪糟汤，在当时堪称盛情款待了。方石墩的故事就是当时我听生产队的队长讲的，他姓吴，年轻而有能耐。他说有次正遇“月半”，他去眉山相亲，为省钱，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逃票”成昆线上的那趟绿皮火车，那车到金口河火车站是凌晨四点，停靠三分钟。为了不延误行程，午夜就得离开村庄。那天为了不睡过头，晚饭后他特意约了三个年轻人在家里打“两分钱”的“八十四”。鸡叫头遍，他们便早早散场，三个年轻人各自回家睡觉去了。他趁着满月的夜色，独自一人向村外走去。通常攀下“岩口”，沿着陡峭的石子路，转过两道弯，便可看到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这石头搁置在路边，平日里，那是赶集的人们用于歇息的哨台，边沿被手摸索得光森森的，走累了的人靠在这块石头上，透心凉，那舒服的感觉自是不言而喻了！当晚，吴队长刚转过最后一道弯，远远的便看到那方石头上躺着一个人。他心里琢磨着，难道还有比我更早的，来这里睡着了？不如叫醒一路走，好歹有个伴！他边猜想着这人是谁，边
三步并作两步的向方石墩走去。走近一看，这人面朝下，发出“呼哧、呼哧”的鼾声，睡得正香呢！吴队长不由分说，伸出手向这人后背拍去，边拍边说：“还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话音刚落，那人一跃而起，一头散发披在肩上，缓缓的转过头，死死的盯了吴队长几秒钟，便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沿着下山的路飘走了！印在吴队长脑海里的，是一张惨白的女人的脸，山谷中回荡着那毛骨悚然的怪叫声……吓傻的吴队长四肢着地，胡乱的爬回了村子，撞开村头那个单身老头的房门，嘴里还直呼“鬼……鬼……有鬼……”那晚以后，吴队长一病就是半个月，险些没捡回那条命来。从那以后，每每经过方石墩，我常常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双手不自觉的紧紧扯着大人的衣服，大人也心领神会，不会说什么的。那段路上，不时会传来狐狸的狂吠和夜猫的啼叫，那悲凉的叫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让人感到阴森而恐怖！儿时我的视力特别好，每当听到汽笛长鸣，准会看到一列客车从三角石的大桥上向大火夹的隧道中驶去，借着那淡淡的亮光，能清楚地数出是十六节车厢，还是十八节车厢，也从那里，渐渐的知道了什么是行李车，什么是邮政车。每当那趟车一过，夜行的人便知道约莫是凌晨四点一刻。也在那时，可以偷偷的抬头瞟一眼远方，如果是月朗星稀的夜晚，便可以看到远处的深山里，有一个地方发着蓝幽幽的荧光，很大很亮。守着煤油灯做作业的我，对那片神秘的亮光充满着无限的好奇。直到一个下雨天，我胆怯的问一个见多识广的本房叔叔，他才告诉我，晚上看到的那片亮光，是峨边大堡的茶场，那里是劳改农场，犯了罪的人生活的地方，那亮光是荧光灯发出的，夜晚看去就是一片耀眼的淡蓝色……从此，我不再对那片亮光充满遐想，甚至感到莫名的恐惧。在那年头，最得意的人家是有一支“三节电”。通常是将一支废旧电筒的外壳用钢剧切成两段，套一段在普通电筒的后面，换上一个三点八伏的灯珠，装上三节头号电池，便大功告成了。三节电有三大好外：其一是比普通的两节电亮很多，照得路面清清楚楚；其二是两节电不能用了的旧电池装在三节电里还能用上一段时间，能有效的节约成本；其三是三节电在过长隧道的时候，亮度较高，可隐隐约约地看清铁轨。而两节电在长隧道里的亮光仅比萤火虫亮一点，因此人们常常会找来一根木棍，将一头按在轨道上，向前滑动，来起到导盲的作用，从而不至碰着枕木上的道钉而摔倒。每当有火车来临的时候，铁轨便会事先传来轰隆隆的声响。这时，隧道中的人们便会走下轨道，面贴洞壁，双脚分开，抖抖肩上背的货物，眼睛斜视着火车开来的方向，做好迎接火车通过的准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越来越大，一道亮光渐渐的从远处直射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亮。当强光逼得你睁不开眼时，一道狂风扑来，火车便呼啸着飞驰而过。有
油灌车，有冷藏车，见得最多的是平板车，当然运煤的车箱也不少，有时一整列车都是运煤的。那时，车尾通常挂有一节守望车，是运转车长的工作车，车外安装有一颗红色信号灯，在夜晚显得格外耀眼。列车过后，人们重新回到轨道上，用粗糙的大手轻轻的拍拍衣袖上的浮尘，便急急的赶路了。
那时没有农贸市场，来到官村坝后，天已经发白，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货物放在水泥路的两旁，整齐地堆放好，等待居住在官村坝家属区的工人们从甜美的睡梦中苏醒。随着时间的流逝，早起的工人便会争先恐后地出来采购一周的生活食材。工人们称卖东西的农民伯伯为“老乡”，农民伯伯称厂里上班的工人为“同志”，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使官村坝的每个小巷顿时活跃起来，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好不热闹。通常不到中午时刻，便会把带来的物品卖光。手握一叠或多或少“手扶拖拉机”的人们，便会去采购一此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准备返程。
带有小孩的，或得有“大团结”的人，才会赶到正午的时候，来到“拐角楼”旁的“红华餐厅”，叫上一个“香碗”或一碗“酥肉汤”，外加一两老白干或一碗白米饭，把背篼往角落一放，或站着或坐着，美美地享用起来。
回程的路上是没有过多讲究的，小孩可以尽情玩耍，三三两两约在一起，摘“狗尾巴草”、吹“牛虱子”、逮蝴蝶、捉蜻蜓……爱干啥干啥去，一路上处处欢声笑语，大人几乎是不会过问的。而大人们，则把自己赶场的经历进行分享，什么价格啦、斤两啦、喊价啦、还价啦、买了什么东西啦，还剩几分几毛或是“倒找”啦……总之，讲的，讲得清清楚楚；听的，听得明明白白。黄昏时分，便可爬上岩口，大人们便会从背篼里拿出麻花、馒头、包子、花卷、黄糕粑之类，分给各自家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孩童们。即使赶场收入再少的家庭，也会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上几颗“水果糖”。小孩们得到“接路”后，便会将各自大人的背篼接过来，背在身上，一蹦一跳地往家走去。离岩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突兀的大石头，大石头旁边有口水井，那是为村里人提供水源的地方。早饭前或放工后，大人们便会背着“水背桶”去井里取水，贫困的人家会用木瓜瓢来舀水，稍微富裕的家庭才会特意准备一个取水的水桶。水桶取水比木瓜瓢多而快，如果在水井旁谁家带有水桶，也是共同使用的，只是带木瓜瓢的人会投来更多羡慕的神色。那时，我便常常跟在大人身后，吵着帮大人提水桶。表面上是为了减轻大人背水的重量，实则是想爬到水井旁边的那块大石头上，伸出长长的脖子，去看悬崖下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如果能看到一辆汽车驶过，便会感觉到运气好到了爆棚，那飘浮的扬尘会不断的浮现在眼前，让人兴奋好几个小时。说话间，我们便来到了那块大石头旁，大石头上布满了青苔，我抬了抬腿想往上跨，儿子一把拉住我，惊愕地说：“我们小区院子里横七竖八的停着那么多车，您还没看够啊？”一阵山风吹过，我凝了凝神，望着山脊间那一条条银灰色的公路，村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是啊，多少年过去了，时代变了，老家也变了，失去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
文丨刘志忠
